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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

    飞越的是情思,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得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更加难得的是张冀牖虽然出身旧式家庭,却有一颗开明的心,对子女的教育和恋爱从来不做限制。曾经有人托媒人向他提亲,他笑嘻嘻地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风气下真是难得。他给四个女儿取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每人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就是寄托了希望女儿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心愿。为了避免子女受到家族不良习惯的侵袭,他还学习孟母三迁,从老家合肥先迁上海,后来又搬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定居。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如前文所叙,惠斯通所发明的五针电报机天生就有字母缺失这么一个致命缺陷,这个弱点在哈丁凶杀案中暴露无余。虽然这款机器因哈丁案曝得大名,却始终无法真正广泛流行起来。惠斯通曾经下过大力气进行过改进,可惜问题出在基础理论上,他的改进工作治标不治本,一直无法根除。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注3: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合葬于南京西郊,墓碑至今尚在。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黄遵宪曾经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很好,直接可以拿来作谜面,有兴趣的人可以猜一下,全诗如下: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2000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位老先生一生耿直,当年他跟同学联句,对方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脱口而出:“不死总要出头!”其性格可见一斑。殿试之时,骆成骧面对光绪帝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策论中直斥国事,连慈禧太后都被批了几句,让递卷子上去的太监惊出了一身汗。光绪帝对骆成骧十分欣赏,点他中了状元之后,就一直委派他在各地兴办教育,整顿学务。陈宦就是他在担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时的弟子。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檄曰:
    这下子段祺瑞回过味儿来了,一拍大腿:“这不是吴佩孚冲我来的呀,这是冯国璋在背后搞的鬼!搞不好还有曹锟的事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张作霖和倪嗣冲,请这两位有分量的督军给冯国璋各发了一份通电,坚持主战的立场。自己则发偏师一支,给吴佩孚发了封私人电报,小小地训斥了一下,说你一个军人执行命令就是,不要讨论政治。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段祺瑞这回真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这么下去,舆论上对自己完全不利。他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个敬电,名敬实不敬,大骂吴佩孚军人干政。可怜段祺瑞到了这时候还以为是冯国璋搞的鬼,骂完吴佩孚还安慰几句,说子玉你是受人蒙欺,你跟随我多年,我没教育好你,也有责任,以后你可不要再谈论政治了。
    这一次首开战端的是张作霖,他的沁电里直叱吴佩孚“狡黠性成,祸国殃民”;吴佩孚惯以通电起家,张作霖来捋虎须,焉能饶过。他立刻手拟电稿一份,发动了强力反击。这次骂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吴佩孚历数了张作霖十大罪状,说他是“白山黑水之马贼”,把张作霖比喻成“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甚至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已亥交储之时,他身在上海,无法立刻赶到京城。劝说盛宣怀未果之后,经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电报局的影响力,奔走呼号,串联了绅商名流与新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这样的大人物——大家“公凑电资”,经元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振聋发聩的著名电报:
    清末有一位大诗人叫黄遵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此人虽然出身书香官宦门第,国学素养深厚,且在清廷身居要职,却没有晚清大部分官僚的迂腐之气,思想十分开明。他跟随何如璋去日本做过参赞,去美国、英国、新加坡当过外交官,还亲自编撰《日本国志》、办《时务报》,经历丰富,见识广博,思维活络,这在清末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S.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当时伦敦人把这个新奇玩意当成是科学奇迹的一次展示——当然,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奇迹罢了,就连投资的爵士都没对其抱有太大信心,权当是资助科学研究罢了。这种乏人关注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45年,才极具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它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时任上海道的邵友濂已经拒绝过多次大东公司水线登陆的请求,假如大北公司成功登陆,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口子一开,损失就大了。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电报特有的强大功能,使得这个老大帝国的诸多方面露出了崭新面貌。它改变了政客们的斗争手段,改变了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改变了文人墨客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形态。可以这么说,电报在中国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如何以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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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美评论

    Comments

    谢玉丽
    不艳羡谁。不依靠谁。静悄悄的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心痛的诉说

    明明说好不将,

    李乾坤
    是无条件的死心塌地与深信不疑。
    值得
    凤凰台上凤凰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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