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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同志尚未努力。革命仍须成功。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黄遵宪曾经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很好,直接可以拿来作谜面,有兴趣的人可以猜一下,全诗如下: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这句话太蹩脚了。别人反袁,甭管真假,都号称出自公义。像冯国璋拉了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几个将军,发密电给全国号召取消帝制,说什么虽深受项城知遇之恩,却不敢以私德废公义云云,冠冕堂皇,既响应了全国民意,又不致跟袁世凯彻底闹翻,用词也特别讲究,只敢说“劝退”。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事实也的确如此,大姐元和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二姐允和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周有光结为连理,三姐兆和的夫君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妹充和则远嫁了外籍汉学家傅汉思……每一对都是琴瑟和鸣,相守情深。虽然不比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的富贵逼人,但张家的后代也自多几分闲逸的诗情乐韵吧。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此时的清朝政府也是一样,电报局里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的副手是郑观应。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在外貌描述里,警察把约翰塔维描述为一个教友派信徒(Quaker),但是五针电报机上没有Q这个字母,于是发报员改用kwa来代替。帕丁顿站的收报员看不懂,立刻回复要求重发,来回折腾了好几次,眼看火车要进站了,还是没结果。这时一位职员灵机一动,让收报员先容对方拍完,再看全文不迟。到了最后,帕丁顿站的收报员才搞明白,原来对方拼出来的是kwaker,与quaker谐音。
尽管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但是可想而知,将来的话语世界,必是他们的天下。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得“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禧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虽然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盛宣怀却实在是清季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资本家,也是晚清朝廷炙手可热的大员。论政治,他从招商局会办、总办,做到天津海关道、芦汉铁路督办、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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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吴叔虎
余生太长,
霍凤梅

过度的孤独与寂寞会让我无止地伤感与悲痛。

上田祐司
也应该心中有光才对。
尚茂
店家说烈酒不烫喉可解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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