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而是那段自己曾经拼了命努力付出的感情,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北洋军阀大多都是以战功起家,世人皆知他们能打,不过也只是能打罢了,在民间却很少有什么好名声。吴佩孚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走单纯军事路线的北洋将领中的一员;从衡阳之后,依仗通电之力,他从一个颇有战功的师长一跃而成全国皆知的政治明星,人望托着战功飘飘直上青云,没有一个北洋将领能像他这样深孚民望。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他曾经有一篇奏折详细论及电报在军事中的作用,说理明白,文字浅显,兹转如下,“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砲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张其锽总喜欢说这些韬略是源自家学。他什么家学呢?他老婆有一个哥哥叫聂云台,聂云台有个老爹叫聂仲云,都是民国史上有名的豪商。但真正的家学根子却源自聂仲云的夫人,他夫人叫曾纪芬,曾纪芬的父亲在湖南乃至全中国都赫赫有名,叫曾国藩……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算上一命。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而这一位道员,将会是他命中的一位大克星。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天才毕竟是天才,即便是走了些许弯路,仍旧快过别人。惠斯通很快掌握了许林格式电报机的基本原理,并作了改进,制订了几个试验计划——其中一个计划是从伦敦铺设一条电报线到伯明翰,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作是个大手笔。只可惜他的研究因为诸多因素,很快就陷入了瓶颈。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股东们虽然不甘心,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也只好认了。可是既然说是要“收赎商股”,这个价钱应该怎么定呢?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官商两方争得面红耳赤。官方认为,这些年你们已经挣了不少红利了,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平均下来,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争来争去,大腿还是比胳膊粗,最后的赎买价格,就敲定在180元。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假设没有电报,而是依靠清政府古老而效率低下的驰驿,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东南互保”的核心精神达成共识,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让各地督抚为之震动,顺利实行。电报赋予了“东南联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匡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一直到开尔文勋爵(又名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而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于是,老佛爷也学起经元善,开始用电报来玩政治手段了。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盛宣怀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等到旱线移交完毕,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大北公司若是再闹,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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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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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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