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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你听到的。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自从饶汉祥开了骈文通电的先河之后,通电已经成为了一门特别的艺术,一般都是决策者提出要点,再由秘书草拟铺排成文。负责起草电文的是陈宦的秘书邓文瑗,这人也是个才子,陈宦请教骆成骧的时候他也在侧,对骆老爷子的方略比陈宦本人理解更深。这时候提笔写出来,一下子就把握住了骆成骧谋略的精髓。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陈宦立刻心领神会,按照老师给的提示开始草拟第三封通电稿。按照骆成骧的设计,前两封电报的怀柔功夫已经做足,这第三封电报就该是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袁世凯,以便在全国造成影响,形成政治上的优势。因此这一封通电乃是文眼所在,须得措词慎重。
15日当天晚上,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席间隐而未发。等到宴会散后,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把张五花大绑,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可惜为时已晚。几分钟后,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
三次赢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名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写到,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电报、蒸汽船、铁路到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世界从中等变小。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千盼万盼,结果她最后盼来的,却是一封令她惊骇莫名的电报。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是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于是,紧接着,电报又一次在政治上发出了耀眼的光亮,这一次更是极大的震撼了晚清政治格局。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1916年5月3日,陈宦在摸清楚了湖南汤芗铭和南京冯国璋两位大佬的态度之后,胆气总算壮了起来,发出了第一封通电,劝说袁世凯退位。同时他还在电报里强调各地不能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即便退位也要享受若干福利云云。经了骆成骧的指点,这份通电立刻收到良好效果。各地报章都纷纷表示赞赏,北洋系也乐见其言。在北京的段祺瑞很欣赏陈宦的提议,整理成退位优待的六项条件,递呈袁世凯。一时间就连袁世凯都觉得陈宦还算讲义气。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饶汉祥身后留下《珀歼文集》八卷,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他还留下了《黄陂文存》,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不多不少,也是八卷,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意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洽,几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局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我平时负责省报文艺版面,儿子曾应约为我们写过《黑客帝国》等电影的影评,水准还行。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展示才华,他如听耳旁风,总是推说太忙。可他大量精力投入日本历史,怎么不嫌忙呢?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恰好处于十字路口,后有封建王朝的包袱,外有西方列强的物质与思想冲击。电报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武器,一件可以改变传统的武器。封建王朝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迅速地维护统治;革命党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高效地起义串联;北洋军阀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让他们的军队更为强大;讨袁护法等军掌握了这件武器,可以更广泛地赢取民心,占据舆论高地。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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